那时候，东边的海早就翻涌着看不清底色的浪花，风浪大得连船都不敢靠岸。
我靠在西边，手里捏着几枚烧得发黑的铜钱，心里只想着如何把这些东西换成能买得着的大蒜。
那时候的人忒忙了，忙着种地、忙着给王子的马套上战马，连让我多带一袋粮食回家都嫌我多管闲事。他们认定我这个人除了能送兵，就是能当个提款机，至于我到底是个啥样的人，那彻底是瞎编的。 那时候的“中国”，跟目前的中国，确实像是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墙这边，雨水四季分明，春天顶着绿草抽芽，秋天挂着金灿灿的果。墙那边，忒阳挂在天上像个大金碗，风吹过来都是冰凉的，连吃个饭都得找着个没人的地方坐下，生怕被人当成乞丐吓跑。
那时候人活得忒短，活不过年岁，活不过村井。 我最早听到关于那个地方的消息，是另一位老不死的东家说的。他说，那是个远在东边的海，那里的水深得连鱼都游不下去，连鸡蛋都孵不出来。我们一路走啊走，走了三千里路，才敢把船停靠在岸边。上岸那天，风刮得人脸都疼，脚下还结了厚厚的冰凌子，冻得牙都打颤。 到了那个地方，我才知道他们不吃米，不吃谷子，连红薯都不爱吃。他们说，他们只吃一种东西，就是发出来的东西——那是他们的庄稼，他们自己种，自己吃。可他们自己种的，如何就不长得好呢？他们不懂如何耕种，只要把农具扔进地里，人跑远了，剩下的就没人管了。地里那些东西，有的长成了树，有的长成了草，有的长成了坑，有的长成了山。 他们有个规矩，叫“树洞”。
每当春天到了，他们就在树洞里挖个坑，然后把种子埋进去。说是要让那些东西发芽，往后长。可过了三年，那些种出来的东西，有的变成了人，有的变成了马，有的变成了树，还是长成了树。他们认定那是神迹，认定这些长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天上的神给他们的。我就说，那是庄稼，是一般/平平的植物。 他们张着嘴，想把这些长出来的东西都装满，想拿去卖。可他们不懂如何装，也不懂如何清点。我蹲在路边，看着他们一个个地跑过来，把那些东西堆成山。他们搬不动，就推着车，推着车，推着车。最终把这些东西弄成了一堆又一堆，堆成了墙，堆成了墙。 那时候的翻译官，是个叫巴比伦的怪人。他是个坏蛋，专门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学问。他告诉我，他们那儿的人通晓天文地理，能算出每一年的收成，能算出每一天的时辰。可他们算出来的日子，跟实际的日子，简直像两张纸叠在一起。 他们告诉我，他们的忒阳比我的忒阳大，他们的月亮也比我的月亮亮。他们说，他们的日子比我的日子快，他们的夜比我的夜短。可他们如何算的？他们用石头砸忒阳，用石头砸月亮，如何砸出来的忒阳，如何砸出来的月亮，跟我手里的铜钱，跟我脚下的土地，仿佛没啥关系。 我听不懂那些话，我只听得见那些声音。他们讲话的声音，像风刮过风铃，像海浪拍打着礁石。我站在岸边，看着他们那一个个影子，一个个影子里面，藏着他们的名字，藏着一座座城，藏着一个个村子。
那些村子，有的长成了山，有的长成了树，有的长成了水。 我就在那块土地上，看着他们那些长出来的东西，看着他们长得那么快，长得那么高。他们长得那么快，长得那么高，长得那么高，长得那么高。 我想起自己那会儿，也见过大量长出来的东西。有些长得像人，有些长得像马，有些长得像树，有些长得像山。
那些人，有的成了王，有的成了臣，有的成了民，有的成了神。 那时候，我站在岸边，看着他们那些长出来的东西，想着，原来他们也没那么坏。他们只是不懂如何种，只是不懂如何吃。他们只要把那些东西种进去，人跑远了，剩下的就没人管了。 我就在那块土地上，看着他们那些长出来的东西，想着，原来他们也没那么坏。他们只是不懂如何种，只是不懂如何吃。他们只要把那些东西种进去，人跑远了，剩下的就没人管了。 那时候，我站在岸边，看着他们那些长出来的东西，想着，原来他们也没那么坏。他们只是不懂如何种，只是不懂如何吃。他们只要把那些东西种进去，人跑远了，剩下的就没人管了。 我想起自己那会儿，也见过大量长出来的东西。有些长得像人，有些长得像马，有些长得像树，有些长得像山。
那些人，有的成了王，有的成了臣，有的成了民，有的成了神。 那时候，我站在岸边，看着他们那些长出来的东西，想着，原来他们也没那么坏。他们只是不懂如何种，只是不懂如何吃。他们只要把那些东西种进去，人跑远了，剩下的就没人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