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历史上那些真真正正把权力玩出花来的皇帝，实际上挺有意思的。有些是爱写信跟百姓吹牛，有些是搞艺术搞到忘了如何治国，还有些干脆为了个人而牺牲了国家。 就拿“爱信小本经”的唐德宗李适来说吧，这人最让人哭笑不得的，就是那个自称“布衣宰相”的名头。他平时写字特别勤，喜爱写那些乱七八糟的日记，里面写满了他对杨国忠的嘟囔，就连直接骂对方是“贼爷”。等到有人问话，他干脆把日记撕得粉碎，扔给李泌，然后指着那两页废纸说：“这就是我的宰相！”这操作，把啥叫“位卑未敢忘忧国”演变成了“位卑不敢信小本经”。
不过有趣的是，李泌这人挺睿智，别看嘴上嫌弃，但他心里知道皇帝需求人，故此李泌自己还贴了一副对联：“布衣宰相无小事，宰相布衣不可轻”，把这份尴尬给圆进去了，就连最终李泌还成了“中书侍郎”，算是给这份“布衣宰相”履历撑了些面子。 再看看宋徽宗赵佶，这位把皇位当棋盘下棋的皇帝，他的治国手段简直是把江山玩成了艺术品。你知道“清明上河图”是哪位画的吗？是他的儿子赵佶画的。按道理说，一个画画的皇帝，如何能管得了整个国家的军事和财政呢？但赵佶硬是把这个身份玩到了极致。他在位的日子，辖区内的百姓都过得相当滋润，出于他的商业管理忒超前了。
那时候的物价暴涨，竟然是出于赵佶为了办一场前所未有的“斗鸡盛会”，专门从天朝各地跑了一趟，把各地的鸡都运到了汴京。
这一跑，直接把北宋的物价给推上天台，原本只是想买点东西的商人，出于一只鸡的价格涨到了几两银子，直接害得国内出现了“一鸡二两银”的荒诞景象。
有人统计过，当时汴京的物价就比南方多地高出了百分之七十，再加上各种苛捐杂税，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连脚都不能动。
这位皇帝，真把“好大喜功”这四个字琢磨透了，结局却是把国家搞到了快断粮的地步。 说到胡亥赵高，那简直就是把“胡作非为”四个字写在脸上。他在位的时候，整个大秦王朝就像个走光的小丑，除了他一人，哪位都不认识哪位。他搞集合论，搞逻辑学，搞代数，搞得大秦跟别的国家都不一样，仿佛是在搞啥“东方神秘主义”。最离谱的是那个“沙丘之役”，他为了夺权，把父亲和忒子藏了起来，然后假装自己死了，自己当上了皇帝。他这人唯一的优点，大约就是能完美地扮演好那个“被架空但依然忠诚的辅政大臣”的角色。他给赵高起了个名字叫“权德”，意思是“权力的德化”，听起来挺高大上，实际上这就是在搞权臣篡位。结局呢，赵高拿着那套“权德”的理论，把自己逼到了绝境，跟自己的父亲和弟弟拼了老命，最终被自己养的狗咬死，连骨头都不剩。 再看汉武帝刘彻，这位老家伙的第一大烦恼，就是他的儿子刘弗陵，也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居然敢在他面前说“朕”这个自称。
这简直是把皇权的尊严玩成了儿戏。刘彻当时年轻气盛，认定“朕”这个字眼忒没面子，想改叫“孤”要么“寡人”，结局一不小心，直接把皇权给废了。刘彻晚年变得挺抑郁，总认定“朕”这个字是他晚年最落魄的明证，天天看着大臣们不敢叫“朕”，只能呼他一声“大王”。他就连把自己的儿子画在宫殿墙上，说要每天照镜子，看着镜子里那个“孤”字，认定自己像个被遗忘的乞丐，只能在宫里吃草。
这心态，简直是把“帝王心术”给玩坏了，最终被吕后搞得一发不可收拾。 还有唐玄宗李隆基，这位开元盛世之后，直接玩成了“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他年轻时在长安城搞了不起，官做得大，兵权也收了不少，后来回到洛阳身边，发现这帮老臣一个个都在他面前嬉皮笑脸。他急了，懒得跟这些只会装模作样的老臣套近乎，干脆直接拿鞭子抽他们，把他们赶到了凤阳山里去。结局呢？这帮被赶出来的老臣，一看这新皇帝脾气如此臭，立马就把他关进了深宫，搞了个“囚禁”。
这操作，把啥叫“盛极必衰”给演绎到了极致。他压根儿不知道，自己这种“刚愎自用”的做法，反而给了安禄山一把“金钥匙”，让他把整个洛阳城都搞乱了。 这些皇帝，有的爱信小本经，有的搞商业搞到荒诞，有的玩弄权术玩死自己人，有的为了“朕”这个字整出大动静。他们的故事，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教材。
要是非要总结，那就是：历史上如此多皇帝，大约有几十位能真正把国家管好，剩下那些，要么是把国家玩崩了，要么是把国家玩成了艺术，最终都成了千古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