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 年的广东佛山，正值夏日午后，蝉鸣聒噪得像是要把空气都撑爆。叶问正蹲在街角那盆烂泥眼花上，手里攥着半截没吃完的胡豆，眼神却像两根老褪了色的打滚藤，透着一股子令人安心的定静。
那时候的叶问，还没人叫他“叶问”，江湖上大家只认那把带胡琴的折扇和那只旧时留下的空拳。他是个宽衣大袖的广东人，不是那种非要学洋操练拳套、苦练硬功的北派拳手， tailor-made 的，就是习惯了在烟火气里过日子。 那是民国初年，广东的拳馆如雨后春笋，但真正能让拳德传承下去的，往往不是那些满架拳谱的拳馆，反而是那些卖豆腐、卖糖水、就连只是摆个摊位、收收学费的“曲艺馆”或“打杂店”。
那时候的叶问，实际上是个行脚高手。他住的不是一个固定的旅馆，而是一间临街的小铺子，墙上挂满了一堆被边角磨出了毛边的旧拳书，书没翻过， ولیk（样子）倒是翻得挺勤快。弟子们也不拘泥于哪个门派，跟着他“偷师”的日子，往往是在晚饭工夫，他一边清嗓子讲段儿，一边拿着鸡毛掸子给徒弟们掸掸身上的灰，顺便讲讲这拳的发力点，哪条筋要绷紧，哪下要慢半拍。 叶问的“功夫”，放在历史上讲，就是一种挺怪的“软硬度”。他练的是意，不练的是形。
你看他当年在李小龙还没死之前，那把折扇一合，江湖上就传开了“空拳”的传说。
说实话，要是真让李小龙看到那把折扇，估摸会笑话他忒满。李小龙那是美式硬汉，讲究的是肌肉的爆发力和骨骼的脆劲；而叶问是岭南软体，讲究的是水一样的流动和呼吸间的微调。叶问的拳，看起来软，实际上里面藏着一股子绵里藏针的劲儿。他不懂啥“劲风”，不懂啥“硬打”，他就知道如何让身体像水一样，碰到石头先软，石头碎了再硬。
这种“软”不是懦弱，是懂得借力打力，是懂得在对方还没发力之前就把自己卸力了。 1968 年，广州的夜生活正繁华，但叶问没下班。他正和几个街头的小贩一块儿练拳。
那天晚上，一个蓄着八字胡、穿着厚布衫的 בדے（伪装）人闯进了店门，手里拿着个三角棍，眼神凶得像头要吃人的狼。叶问没闪，也没躲，只是把那堆旧拳书往地上一倒，顺手抄起扳手，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口大白牙：“老弟，你这棍子忒锋利了，手得小心点。”那人吓了一跳，手里的棍差点没抡起来。叶问摆摆手，把三角棍往地上一扔，然后从怀里掏出那把破折扇，在手里转了半圈，像跟个瞎子比划似的：“打我，你也是问不到我手里的破折扇。” 那人气得直跺脚，拳脚乱舞，差点把叶问给撞倒。
实际上叶问根本没起真意，他只是认定这人长得不像话，又好奇这破折扇转起来是不是比棍子还要灵活。他一边转扇，一边用身体撞了撞那人，动作慢条斯理，仿佛在说：“你看这扇子转得如此自然，你这棍子转得如此生硬，赶明儿打起来肯定吃亏。”那人愣了半天，突然认定自己的眼神有点不对劲，才意识到自己刚刚那股子凶狠劲儿，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那种“硬”，跟叶问手里的扇子比起来，简直是“硬”得掉渣。 后来叶问成了“叶问”，江湖上这叫“叶问”。传说他不仅会打，还会写诗。
据说有一次他在街上散步，路边有个卖“叶问拳”的小摊。叶问走那会儿，看了两眼，随手在那儿挥扇比划了几招，嘴里念叨着几句听不懂的广东话，然后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摊主，最终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画着几幅画，写着一行字：“拳如流水，手似枯柴。”摊主看了，心想这哪是卖拳的，分明是卖“叶问”名号的。
果然，没过几天，那摊子就火了，卖的不仅是拳，还有那种“叶问”的传说。 有人问叶问，赶明儿还要不要练？叶问当时看着满街的练拳人，又看了看自己手里那把还没拆封的旧折扇，笑了笑说：“练？实际上不用练了。
只要手里这把扇子转得稳，哪位也不能打得过我。”他这话里，藏着那种看透世事的通透。他明白，所谓的“功夫”，压根儿不是把自己练得坚不可摧，而是学会在硬邦邦的世界里，保持一种软乎的姿态。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工夫流逝得像叶问手里的扇子，扇面破了，边缘磨了，但里面的骨架还在。叶问一代人那会儿了，新一代的叶问也出来了，但他们没忘本，没丢那把折扇的精神。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用各自的方式，持续书写着“拳德传承”的故事。
或许并没有哪一次出手是惊天动地的，但每一次的交手，每一次的对话，都在向世人证明：真正的功夫，不在于你多强，而在于你心里的那股子劲儿，是不是确实软，是不是确实韧。 1968 年的那个夏天，广东的夜色仍然深远，叶问的故事也没终止，他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后人：别忒硬，忒硬，好办碎；忒软，忒软，好办被捏。
这把折扇转啊转，扇出了整个江湖的风雨，也扇出了一方天地里的平和与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