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承秦制，但到了汉武帝晚年，那种严刑峻法、只按律条办事的“秦风”确实该歇歇脚了。
那时候的皇帝心里头实际上挺急的，认定百姓苦得连地下的草都吃不出味儿来，可刚把刑罚搞轻了一点，大家反而认定国家宽松得忒了得，连偷盗这种重罪都轻描淡写，心里底子里那股子“莫须有”的侥幸心理非但没有消散，反而更上头了。 就说汉文帝吧，他是个典型的“罪加一等”示范者。他自己都没偷盗，家里却堆得满满的珠宝良金。结局呢，官家、公卿、大夫、百姓，哪位要是胆子大一点，偷点东西，轻则砍掉脚趾，重则连死哪位都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只要没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就行。
这就好比家里进了贼，你不仅不告发，还一边塞钱进去一边把贼招安。“大盗”变成了“好人”，这事儿传出去出去，其他家都是得拼命防贼，结局你家却天天搞“大盗互助”，大家心里都在嘀咕：到底是哪位给咱家上了贼？ 这话如何听如何像讽刺，但当时确实有人如此说过。有个叫庄客的官员，心思老在旁边琢磨，认定文帝这是故意把坏人当好人，要是让坏人认定守法就是光荣，那赶明儿还如何抓坏人抓？“大盗”变“好人”，就像是把坏人洗成好人了，这下可好，天下哪位还怕咱们家出事儿？他后来在《史记》里嘟囔说，文帝当皇帝的时候，天下忒平，老百姓乐得喝西北风，连偷窃这种大罪都算不得罪，简直荒谬到了极点。 可难题是，文帝如此干，是不是真该干？这还得看当时的大环境。汉初那几年，老百姓刚从战乱里回来，别看日子比秦代好过了一丢丢，但心里头那股子对朝廷的恐惧和不满，就像陈年的烂肉，如何也切不开。再加上赋税别看比那会儿轻了点，但地少人多，大家还是得靠种地进食，哪位敢扔了锄头去搞“大盗互助”？你要是敢去，不仅被抓，还可能被当“大盗”钉在耻辱柱上，那哪位还敢来？ 不过话说回来，文帝这边确实是在做实验。他那是真心想减轻刑罚，想让百姓都得着点春风。
可是这个实验犯的毛病挺大，就是没把重点放在“人”的身上，而是全堆在了“事”和“法”上。他把刑法简化了，去掉了那些繁复的仪式和严苛的条文，结局老百姓认定政府忒懒了，连个正式犯法都不给个说法，就连认定政府把自己当工具使唤，连个冤屈都没个说法。 这也难怪后来那些后来者，像后来的汉武帝，明明心里早就憋着一团火，恨不得把那些轻描淡写的条文给再改一遍。
那时候的朝廷上下，哪位还听得进去汉文帝的“大盗论”？他们认定文帝这是把朝廷当儿戏，把百姓当傻子，不仅没把社会给理顺，反而把社会彻底给推向了一个死胡同。 要我说，文帝这事儿做的确实有错，但错得挺惨。他当作只要把刑律改成“大盗”都能当好人，就能让老百姓乖乖听话，结局呢，老百姓不仅没乖乖听话，反而认定朝廷对自己没帮助，就连认定朝廷根本不管自己死活。
这就好比一个人本来想帮你把窗户关好，结局你一边关一边喊“别慌别慌，我没事”，结局你把他吓得半死，最终连窗户都没关严实。 自然嘛，历史不是只有黑白的，文帝这事儿也不能全算死。毕竟他确实让老百姓从繁重的劳役中解脱出来了一些年头，社会风气也略微好了一点点，百姓愿意回家种田，愿意跟朝廷打交道，这就是个进步。只是这位“大盗”的冤家，恐怕这辈子也翻不了身了，他那一套“罪加一等”的理论，确实成了赶明儿几千年的历史顽疾，哪位要是敢再如此干，估摸就真得把自己当“大盗”找错，还得被钉在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