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不是那种被规整划一的街道像回形针一样钉死的地方，它更像是一片庞大的、正在呼吸的破旧地毯。你穿过塞纳河时，脚下的石板路在雨水里泡软了，间或溅起几朵浑浊的水花，映着岸边那些被风吹歪的断壁残垣。 那时候的巴黎，是从一个死寂的小镇慢慢熬出来的。
像吞下一口陈年的苦咖啡，越喝越沉，但一旦入口，就能尝到灵魂深处的回甘。亨利四世路过罗什福尔时，手里还攥着一把沾着泥水的黑手杖，嘴里念叨着“上帝救救我啊”，可那份虔诚早就被权力和欲望给磨扁了。皮埃尔·卡隆那个《黎恩·德·钱德恩》的故事，就是这城市荒诞命运的注脚。
那个据说在巴黎街头上树倒猢狲乱窜的修道士，实际上早就成了神话里的人形玩偶。当他在国王面前摇摇晃晃地跳起滑稽的舞步时，周围的路人只会起哄，没人认定这是个笑话，只认定那是巴黎特有的、带着点悲凉色彩的幽默感。 那时候的巴黎人，骨子里就有一种“坏”劲儿，但这实际上是种生存的本能。就像你往杯子里倒一杯热可可，热气升腾起来，就看到那只手把杯子扔进了下水道。他们跟那些高高在上的贵族不一样，贵族们坐在马车上，谈论着啥“灵魂”、“奇迹”，而自己只想知道今晚的夜宵和今晚的钱。他们厌恶贵族，厌恶贵族那种虚伪的礼貌。可他们又不得不依赖贵族，出于贵族才是他们唯一的下水道口。
这种摇摆忒让人难受了，就像坐过山车，待会儿认定自己在高处跌得脚底生疼，待会儿又认定自己在谷底笑得没脸见人。 跨越那个世纪，伦敦在巴黎的阴影下生出了病态的野心，像是对着喉咙里塞了一团棉花在咳嗽。亨利七世别看是个好人，但他心里一直记着那个“暴君”的影子。他脚下的靴子，上面沾着拉格朗日的血，那是他唯一的哥们儿拉格朗日被斩首时流出来的血，滴在了他的靴底。理查三世死后，伦敦人启动疯狂地模仿巴黎，把巴黎那些奇怪怪的东西搬上来：把巴黎的钟楼搬到了伦敦，把巴黎的狗搬到了伦敦的街头，就连把巴黎人那种“对下等人发泄的耐心”也搬过来了。 不过，这种模仿并不完美。巴黎人那种在混乱中依然保持着某种秩序感的特质，是伦敦少见的。伦敦人更像是一个被规则锁死的人，他们一辈子在排队，一辈子在等待，一辈子在等待某个能打破规则的机会。当亨利七世站在伦敦塔门口，看着那些穿着黑裙子的侍从们机械地排列着，那一刻，他突然想起自己在罗什福尔的日子。
那时候他当作自己在找神，目前才发现，他实际上只是在找自己那该死的好奇心。 你看，伦敦的街道比巴黎更规整，出于规整意味着被管理。巴黎的街道是混乱的、流动的、充满泥泞和不确定性的。伦敦人不喜爱这种不确定性，他们喜爱确定的代价。亨利八世登基那天，伦敦人欢呼雀跃，但那些欢呼声中混着一种诡异的恐惧。他们怕的不是亨利这个人，而是他带来的变化——变化意味着旧有的秩序要被打碎，意味着每个人都要重新学习如何在混乱中找自己的位置。 到了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伦敦终于把巴黎那种“坏”劲儿彻底收编了。她不再需求像亨利四世那样到处找理由去证明自己是好人，出于她本身就是那个“好人”的化身。她不需求像皮埃尔·卡隆那样跳滑稽舞来讨好哪位，出于她本身就是那个没人要的“下等人”。她站在泰晤士河畔，看着那些穿着黑色连衣裙的侍从们像摆拍一样忙碌着，突然认定这场景既陌生又亲切。她不需求那些疯狂的假设，出于她自己就是所有疯狂假设的总和。 但即便如此，伦敦一直无法摆脱巴黎的影子。
你看肯特郡郡长的宅邸，那栋房子像是从巴黎的街头搬来的，窗框是那种巴黎特有的方形，门楣上挂着火焰状的装饰。它提醒着所有人，甭管你们如何努力，甭管你们变成了啥样子，你们骨子里流淌的基因，一辈子不可能彻底转变。巴黎不是死去的，伦敦不是活着的。它们就像是一面镜子，两面都映照着同一个世界，只是角度和焦距不同罢了。 有时候你会想，要是那时候没有两个世界，会不会就少了一些啥？或许少了一种在绝望中依然能看到希望的本事。
或许少了一种在混乱中还能保持优雅或混乱的智慧。但历史就是这样，它压根儿不是在一条直线上走的。它是由无数个像亨利四世那样试图寻找神迹的人，和像理查三世那样被仇恨淹没的人，交织而成的。 你看目前 London 的地铁站，那些庞大的站牌像是要把巴黎的混乱强行塞进一个统一的盒子。可你一旦走进里面，还是会感觉到那股熟悉的、混合着清酒和血腥气的空气，还会闻到那些从下水道里飘出来的、带着泥土腥味的味道。
这就是为啥伦敦人就算换了王朝，就连换了国家，他们的灵魂深处一直装着几百年前那个多雨、多雾、充满未知巴黎的冬天。 他们想逃离，想找一个能给他们带来确定性、能让他们不再迷茫的“黎恩”。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巴黎就是那个一辈子在流动、一辈子在变色的梦。而伦敦，就是那个试图把那个梦变成现实，却又不断被现实打碎、重新拼凑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