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几年的天气，确实像是有股子说不清的霉味。老北京的胡同口，野草疯长得比人还高，人走上去踩得浑身生疼。
那时候的人活着，仿佛就凭着一股子倔劲，把日子过成了一出没剧本的荒诞剧。 说到那段日子，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大约就是“辫子”。
那不是个装饰品，那是人命。我母亲生前就拉着我的手，把那根磨得光亮的箭步辫一点点剪下来。剪的时候挺疼，特别是手腕和脚踝处，像是被刀子直扎。剪完后的剪子柄，我一直攥在手心里，看着它一点点变短，心里头滋味不好受。
那时候，辫子一除，人仿佛就活过来了，连步行都轻快了几分。可后来，风一吹，那些辫子卷起来，像极了那乱世里卷进泥里的头发，如何也梳不直，也回不去从前。 那时候的新闻，看的是报是电视，看的是报纸。北平的《大公报》上，天天念叨着“主战”。
那时候的人，眼就盯在枪口上。有一回，我在看报，看到这儿写：“今日午后，敌军前卫部队攻城，伤亡惨重，士气低落，务必速战速决。”我读着，忍不住想：今儿个，咱们也得赶紧去打仗，不然这日子就真完了。可转念一想，要是真打仗，咱们家那点存款，怕是连个铜板都买不到命。便，我只好把报纸折起来，塞进那本还没读完的《水浒传》里，听那水纹声，打发工夫。 那时候的戏，更是让人没法儿看。戏台上，坐着的都是那帮大裤衩、大帽筒。演员手里拿的是把刀，不是剧本。
有时候，那戏服刚穿在身上，还没穿上鞋，就被衣服绊进去了，裤子都穿不上了。
那时候的人，穿了新衣服，想找个地缝钻钻，哪怕钻过了门槛，连个家都找不到。 最让我难忘的是那车停不下来的“大车”。
那时候，人们出门，腿一迈，脚下一蹬，车就“嗡”地一声从后面追上来。
那时候，人车不分家，一个人多，就得有一辆大车。大车前面站个急公好义的壮汉，后面跟个信誓旦旦的壮丁。
那壮汉站在车头前，手里拿根旗杆，一横一竖，像是在指挥打仗。
实际上他啥也没指挥，就是在那儿站着，风吹他身上的草帽，他就跟着摇，摇得跟那车上的风箱似的。
那车，就是那个壮汉的命。 那时候的片子，看着看着就完了。有一部叫《风云儿女》的片子，我在电影院里坐，看得眼泪直流。片头大得吓人，就像那破庙里挂着的andelier，大得让人看不清脸。
那里面演战争，演革命，演爱情，演死。演到最终，那个主角，看着看着就站不起来了，直接倒在了那个该死的舞台上。片尾，那个大logo 还在亮着，上面写着四个字，那四个字，像极了那乱世里，还亮着的灯。 实际上，那时候的人，心里头最缺的，不是铁饭碗，不是摩托车，不是智能手机。缺的是心。缺的是那种活着的感觉。缺的是，走在街上，看到一个陌生人，能像遇见老哥们儿一样，笑着跟他对谈，哪怕讲话没几句。缺的是，那辆大车，能稳稳当当的停在你面前，等着你去坐。缺的是，那根旗杆，能稳稳当当的立在你面前，指着你，让你知道，你还能走多远。 后来，民国那会儿了。如今，有人开着大车，有人开着摩托车，有人开着北斗卫星导航的手机。可走在街上，那车还是那辆车，还是那根旗杆。只是那车，腿脚不灵便了；那旗杆，歪了；那人也，不再需求站得那么直了。但那份劲儿，那份那股子“人车合一”的傻劲，那份“旗杆立身”的执着，还是留着呢。 那时候的人，活着，就像那破庙大梁一样，别看颤工，别看摇摇欲坠，但就是不能倒下。倒下，就是确实完了。可只要还在那儿站着，还能看着那车停下来，还能看着那旗杆立在那，就认定，这日子，还能接着过。 你说，那时候的人，到底是个笑话，还是神？我看他们就是个笑话。出于那车一直来不来，那旗杆立不立，一直要看那风如何吹，看那老天爷如何耍。可只要人还活着，这笑话，就得接着演下去。
或许，这就是那个时代留给后人的，最深刻也最荒诞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