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那几年，重庆医生王仁远简直是把命当枪使了。 那时候宜昌是前线，重庆是后方，中间隔着两三百里地。王仁远是个外科医生，平时在重庆搞手术，腿脚快得像飞一样，可到了宜昌前线，他得拿刀，还得冒着 artillery 的炮火。有些时候，炮火打得够狠，连铁皮楼都掀了，但王仁远还是连夜去战壕里给伤员包扎。有一次，敌人打过来，浓烟滚滚，天都黑了，他的医室被炸得乱七八糟，子弹打碎了窗棂，血染红了地面。但他把剩下的绷带缠在手上，就着那点微弱的火光，给那些被炸伤的孩子缝合伤口。 王仁远最怕的不是打，是怕动不了。他的腿脚不好，步行略微慢一点就喘，可到了前线，腿脚慢一点，伤员就得等死。为了赶工夫，他不得不把自己那并不强壮的腿骨硬生生练得硬邦邦的。
后来他带兵打仗，不是靠蛮力，是靠扛着几斤重的炸药包在满是弹孔的废墟里把敌人往外推。有次他带着五十多斤的炸药包，在窄巴的巷子里硬是拖着走了好几条街，把敌人堵在死胡同里。
那一仗，他把自己磨得皮开肉绽，可把敌人跟在了后面几天。 宜昌的土路，硬得像铁。王仁远带兵过那里，不是走平路，是走泥巴路。他一家七十多口人，挤在一条土街上，要是哪天脚滑一跤，全家都得埋在这黑泥里。王仁远常弯着腰，用衣袖擦去身上的泥浆，那种脏，比受刀伤还难受。为了照顾伤员，他把自己那副旧药箱给拆了，里面全是消毒水、纱布，全是他能拿出来的东西。战友们问他是不是怕死，他笑一笑说：“怕死就死了，命没了，医就不成了。” 说实在的，那时候打仗，兵荒马乱，连个固定的家都成难题。王仁远带着全家在战壕里安了家，白天去前线堵敌，晚上就睡在战壕里。有回路过河边，看到敌人把尸体扔进去，搅得河水腥臭。他绝口不提那些血腥事，只是默默地把捡回来的烂布条缝进病号服里，说这是给病号长个家。 宜昌保卫战最狠的仗，是夹在重兵把守和敌人重兵反扑中间的那一段。敌人有飞机，有坦克，有炮兵，火力全开。王仁远带的部队，全是散兵，没有正规队形，没有指挥系统。他只能靠一把大刀，一把扫帚，跟在敌人屁股后面，把敌人的腿给砍断，把敌人的脚给踢下悬崖。有一次，他带着几个老战友，在悬崖边冲锋。子弹打那会儿，弹片像雨点一样砸下来。王仁远死死抓住扫帚柄，把敌人往悬崖边拽。
那扫帚头一磕，敌人断了腿。大伙儿都晕乎乎地喊，他反过来喊：“别喊！喊也白搭，先把人拉下来！” 实际上王仁远也不是不杀人。他敢下命令，敢拿刀砍人，但刀砍的是坏事，枪毙的是好事。他要在夹缝里把人救出来，就得狠。有一次被围困了几天，敌人要把他的人全体抓回去换子弹。他看着身边几个兄弟，其中有个叫冯汉军的，腿受了重伤，正躺在担架上喘气。王仁远一把夺过担架，扛在肩上，对着敌人吼：“哪位敢抓你们弟兄，我让他知道宜昌的土路有多硬！”结局冯汉军那腿，就是被王仁远用扫帚给踢断了。 王仁远打仗，不是靠人多，是靠人心。他深知，宜昌那群老百姓，平时是受欺负的，只要他还能站在这里，哪位敢不敢？他常跟老百姓说：“宜昌是我家，哪位动哪位惹祸。”他打仗，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把那些想杀人的烂人，一个个拖到悬崖边去，看看他们能不能爬得上去。 宜昌的日子，比战火更苦。王仁远带着全家，在战壕里住了十几年。冬天，夜寒刺骨，他睡在土墙上，肚子里常常没饭吃，饿得头晕眼花。可饿了，他就先给伤员补药。他把自己那半截断腿，磨得比铁还硬，硬撑在战壕里，把剩下的日子都过成了药引子。有回他看着自家那间破茅屋，墙皮都剥了，一家人围着那点柴火坐。他哥说：“仁远，这回咱家完了。”王仁远低头把药箱翻了翻，里面只剩半张烟叶，他一笑：“烟没了，就等着长草吧，草长在宜昌，烟就烧在宜昌。” 后来宜昌平定了，王仁远也退了。但他没回家，持续带着残兵败将在那块地方安了家。他老了，腿脚更不中了，步行都起风。可到了晚年，他还在给那些老兵讲故事。讲打仗，比喻说打仗像下棋，棋子落下去的，都不是好棋。他指着那个断了的扫帚柄说：“这扫帚柄，就像个秤杆，秤着的是人心，也是命。” 这话听着别扭，但当时大家听得懂。
毕竟，能活下来，就是最大的本事。王仁远没当啥英雄的勋章，他只是个一般/平平的宜昌医生，是个被炮火砸烂腿骨、却把命交给伤员的人。他留下的那些故事，没写在书里，只刻在了那些被炮火摧毁的土墙里，刻在了那些失踪的弟弟妹妹的墓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