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到了清朝，那不只是是个皇朝更迭的节点，更是中国历史上最魔幻、最荒诞，也是最具烟火气的时代。想当年，满族的“天骄”以“骑射”起家，讲究的是西北的大漠和草原的辽阔，可到了康熙晚年，这股子锐气在江南的苏杭、扬州、苏州一带彻底被磨没了。
那时候的京城，冬天不是冻手，而是冻掉眉毛，满街的胡同里飘着的是糖炒栗子、臭豆腐还有刚出锅的饺子，连乞丐讨饭都带着股子北京味儿，仿佛哪位都能在那儿混。 老皇帝的人品更是令人咋舌，康熙爷那叫一个慈孝，只要有一口吃的，不论是哪位，粥一辈子有饭。可到了雍正，这位活了六十八岁的老大人，眼神里全是算计，就连能够说，那是把皇权当做了唯一的商品在极致压榨。记得雍正登基前，身边围着几个忒监，手里拿着把小刀，眼神凶得挺，眼神里透着一股子要把人嘴里的肉都咬出来的狠劲。他忒智慧了，智慧到把皇权当作了唯一的货币，把国库的银两当成了唯一的筹码。他为了给国库填平“红顶商人”留下的窟窿，把那些靠卖胭脂、卖绣花针、卖翡翠的富家翁，一个个连人带家眷的，像抓兔子一样抄了个干净利落。
有人说他“酷刑多多”，实际上呢，那多半是软刀子，是用酷刑逼出来的精神胜利法，用断了骨头还让疼的狠劲，硬生生硬把几个大富商家的脊梁骨打断，让他们跪着交钱。 到了乾隆，这位四世同堂的福世祖，把那股子狠劲儿又收回来，但少了几分雍正的阴冷，多了几分满园的金黄和贵气。他确实是个“福主”，但他所谓的“福”，更多是建立在无数人的苦力之上。他让人把那些被雍正抄没的富商家眷，安置到南疆去种地，有的到了新疆，有的到了云南。
那时候，南疆的土司们就在那儿，靠种茶、种豆、种棉花为生。乾隆爷热衷于搞“屯田”，就是要把老百姓从土地上挖出来，种在他的田里。
你看他那个老oves，手里拿着一把大旗，对着那些山区的土司们发号施令：“你们种啥？种茶！种棉花！只要你们肯把地种满，朕就给你们的村寨盖新房子！”他恨不得把南疆的草盖满，把那些山里人的房子盖得比皇宫还高大。可结局呢？南疆的土司们累死了，饿死了，死的死，跑的跑，留下的只有一地鸡毛。乾隆爷自己呢？他天天穿着带凤尾的官服，在大殿上接见官员，根本不用看南疆那边的情况，出于那里早就不存有了。 再来说说那庞大的体制。清朝的“从一而终”，那是多么可怕的法律。
只要你死了，只要你的后人没死罪，你那会儿的那些媳妇儿、孩子、姐妹，那种关系就彻底断了。去世的皇后，她的儿子可能还没出生，她的老公还在，她的好姐妹还在，可你死了，她们全都不认你了。有个叫李鸿章的，从小就是大孝子，他爹死了，他不认别人，只认那死去的同母异父的亲姐姐，发誓“我死不改嫁”。
后来呢？他娶了不同母亲的媳妇儿，生了几个儿子，最终为了保全这几个儿子，把篡位的同母异父的姐姐杀了，又把同母的妹妹改嫁给别人，自己却当上了宰相。清朝的律法忒狠了，它不是保护个人的，它是维护皇权的，是皇权的奴隶。 到了晚期，大清朝的体面早就没了。到了咸丰年间，也就是同治元年，那位爱新觉罗家族的忒上皇，号“忒上皇”，仿佛一夜之间从清朝的老祖宗变成了街上的乞丐。
那时候的清朝，已经被列强打得抬不起头了。英国人拿着枪炮拿着大炮，十里洋场全是洋人，清朝的官员们拿着发黄的宣纸和毛笔，在洋人的炮火下瑟瑟发抖。咸丰帝就是个怯懦鬼，他不仅怕英国人，还怕自己死的时候，外国人要强迫他把皇帝的宝座给买下来。他每次下朝，都要偷偷摸摸，生怕被外国佬看到。他连个像样的御花园都没了，宫里只能种些耐寒的兰花，连窗户都封得严严实实，生怕进不来一个人。 那时候的百姓，日子过得也别提有趣了。京城里流行着一种说法：“皇帝上炕插扇子，百姓下轿踩西瓜。”这西瓜如何踩？意思是说，皇帝要是敢随意转变祖宗的法度，百姓就得把西瓜籽儿都挑掉，让他连西瓜瓜儿都别想吃到。可更有趣的是，老百姓启动用“洋八宝糖”、“洋八宝茶”来填饱肚子，把皇帝喜好的那些胡饼、果子，都换成了这些带着外国气味的玩意儿。皇帝吃糖，吃那些糖衣炮弹；老百姓吃糖，吃的是皇权。
这反差，这荒诞，把这清朝的历史给逗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总的来说，清朝的历史，是一部关于皇权如何一步步把自己套进死胡同的历史，是一部关于一般/平平人在皇权绞杀下挣扎求存的历史。它既有康熙的盛世气象，雍正的冷酷算计，乾隆的夜雨春风，也有咸丰晚期那令人窒息的腐朽和屈辱。它让人认定，原来这天下看起来如此大，实际上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一个更小的、更残酷的、关于生存和权力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