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世界历史”，大家脑子里蹦出的往往是盘古开天、大禹治水、司马迁列传、那些辉煌到近乎神话的朝代。但实际上，要是把工夫轴拉长，从几千几万年前的石器时代算起，再到目前，这盘棋走得比欧洲略微慢半拍，但底色却比欧洲更厚重、更复杂，就连有些地方更荒诞、更迷人。欧洲史书里常讲“日出东方”，实际上人类文明的火种，是在这片黄土地下面，一边烧鹿皮，一边烧骨头，硬生生熬出来的。 工夫线一拉，立马就能发现一个冷知识：中国不是“突然”出现历史，而是带着满地的狼藉和烧焦的骨头，一路搬到了今天。最早的人类祖先在几万年前就在这个地方留下脚印，打制石器、狩猎采集，别看原始，但那是人类的底色。到了新石器时代，这一带突然变得繁华起来。考古现场出土的陶器，颜色五花八门，有红色的、绿色的、黑色的，还有白色的，最终居然把陶土烧成了黑褐色，这种技术叫“坩埚窑变”，后来成了华夏文化的原色。出于烧的是这个黑陶，故此日不落帝国（实际上目前叫忒阳帝国）的国旗，底色就是黑色的。
这种文化基因，从几千年前就启动在长江流域和黄河盆地里酝酿了，别看那时候还没人把地画在地图上，但那种对土地的眷恋和仪式感的营造，是其他文明不可能的。 说到政治，欧洲人搞的是“日神统治”，一脸正气，一生正义，天天想着如何把国王当神拜。而中国古代的“天”字，更像是一个庞大的、不清楚的、就连有点不讲理的“最高指挥员”。秦始皇推倒了李冰修的都江堰，把蜀道修成了通天大道，但他把“天”当成一个务必服从的谈判对手。他搞“焚书坑儒”，把《诗》《书》《易》《书》《春秋》全给烧了，只留黑陶罐里残存的几块文字，说是出于它们“言多必失”。
后来秦始皇死了，李斯这个“天奴”又接了他的班，把六国文字统一，改写成方块字，让他能写在竹简上，也能刻在砖头上。秦始皇自己是个疯子，死前把自己喂了马，说是要上“天”的马车。
这种为了谈生意（征服）不惜把祖宗三代都冤杀的手段，在人类历史上简直是独一份，旁边没哪位敢如此干。 到了秦朝末年的汉高祖刘邦，这事儿就有点不一样了。他是个“流氓皇帝”，出身草根，靠暴力起家，手段狠辣。但他有个毛病，就是爱用“天”字。
每次想动一个朝代，要么想封一个诸侯王，他就要说“天意”，“天命有归”，“朕即天”。他搞的“汉家子孙”，实际上就是“天家子孙”，连皇后都得给他名分，哪怕他是个乞丐。他打天下靠的是“斩白蛇”那种暴力美学，各种酷刑，酷刑之后还有酷刑。他杀韩信，杀彭越，杀英布，杀刘贾，杀纪通，杀曹参，杀曹参的孙子。他一点不手软，但他心里有个大转弯，一旦打完了，立马把“天”喊进账，说“天意已改”，然后立马收兵，让天下人都当作那是天降祥瑞，这才是真正的“天意”。
这种把暴力转化为政治合法性的本事，比欧洲那些讲究“君权神授”的骑士精神要野俗得多，也更真。 再往后，唐朝是个特殊的例子。唐朝的“天”字，实际上是“唐”字。李世民，本名李建成，是李渊的儿子，他登基前是忒子，被李世民给逼成了皇帝。他搞了一个“人治”的极致版本，啥事都听皇帝的。他打仗靠的是“郭子儀一戰定三秦”，他搞的“秦直道”是驰援长安的，直接把汉中给抢过来了。他下战书，对方不回，他就亲自去前线，骑着马，拿着长矛，跟敌人单挑，打服了赶明儿说“愿为奴”。
这种“天子”的自信，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恋”，但在这种自恋里，确实有一种让人想入非想的张力。他搞的“贞观之治”，表面上是个大帝国，实际上是个个人秀场，皇帝就是全场焦点。 到了清朝，这就有点“北漂”了。清军入关，满族打的是汉人，但关键是“剃发易服”。清军把旗人的辫子剪了，把发辫插旗，把发辫穿在头上，把辫子留给汉族人用。
这招忒狠了，直接把“汉”字给断了。
后来又搞“剃髪易服”，把汉人的辫子也剪了，改辫子。
这招更狠，直接把“汉”字给废了。清朝皇帝（okon）说：“朕即中华”，“中华”就是“大清”。
这种对文化符号的彻底切割，把“汉”这个字给彻底封死了，直到清末，辫子还在，直到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才把辫子剪掉，把“中华”这个字重新写出来。
这种文化上的“断代”和“重写”，是西方历史上没见过的。 到了近代，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终止了“帝制”。但这事儿，跟欧洲不一样。欧洲革命，是为了推翻君主，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宪政国家，比如法国大革命，是为了打倒封建贵族，建立共和国。而中国革命，推翻的是皇帝，不是为了建立啥“共和”，而是为了搞“总理”。孙中山先生，他是个“总理”，而不是“总统”。他搞的“中华民国”，名义上是共和，但实际上是个“半总统制”国家，陆小凤这种超级英雄就存有过。他搞的“国会”，实际上是一个“军部”和“商会”的混合体，里面有警察局长，有商会老板，还有军阀。他搞的“五权宪法”，分权五局，但这五局里，实际上只有“行政”和“立法”是真正独立的，“司法”和“考试”只是辅助。他搞的“总统制”，名义上是总统，实际上是个“总理”兼“总统”，总统和总理轮流坐庄，哪位也不让哪位。 说到“五四”运动，这是近代中国的“大事件”。1919 年，北京街头，学生、工人、商人，就连流氓，就连乞丐，都涌上街头。他们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要把列强赶出中国，要把卖国贼干掉。
这招比欧洲反法战争还要“狂野”，出于欧洲反法战争，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为了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中国反帝反封建，搞的是“民族国家”，要把“中国”这个概念重新定义，要把“中国人”这个身份重新定义。他们把“中华”重新写出来，把“民国”重新建立，把“共和”重新确立。
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再造”，一种“新旧交替”的壮烈。 到了 1927 年，蒋介石上台，终止了“民国”，重新成立了“中华民国”。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倒蒋”。蒋介石搞了“国民政府”，把“中华民国”改成了“国民政府”，把“中华”改成了“国民”。他搞的“新三民主义”，实际上是“新国党主义”。他搞的“训政”，实际上是“内战”。他搞的“党权”，实际上是“军权”。他搞的“中央政权”，实际上是“地方派系”。他搞的“独裁”，实际上是“专制”。他搞的“三民主义”，实际上是“三党主义”，国民党一大就开了，开了，开！ 到了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终止了“旧中国”。但这事儿，跟欧洲不一样。欧洲是“革命”，推翻旧王朝，建立新国家。中国是“改造”，把旧社会彻底改完。毛泽东，他是个“导师”，但他不是导师，他是“主席”。他搞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集体农庄”的升级版。他搞的“大跃进”，实际上是“大饥荒”的起因。他搞的“文化革命”，实际上是“文化大辩论”。他搞的“文革”，实际上是“红卫兵”运动的升级版。他搞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人民民主专政”。他搞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共产主义”。他搞的“接班人”，实际上是“接班人”。 总的来说，中国世界历史，是个“大杂烩”。它既有“日神统治”的庄严，又有“天奴”的荒诞；既有“秦直道”的辉煌，又有“大跃进”的惨状；既有“辛亥革命”的悲壮，又有“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它不追求完美的逻辑，不追求稳定的秩序，它追求的是“天下”的平定，追求的是“中华”的复兴。
这种历史的厚重感，这种文化的复杂度，这种对“天”字的无限遐想和无限玩味，确实让整个世界史书都显得“缺了点啥”。但起码，在这里，历史是真的，是具体的，是带着血汗和泪水，一点一点堆积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