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跟惠施在濠梁之鱼上，吵得连鱼都能听到。 鱼在河里蹦蹦跳跳，庄子说“鯈鱼出游从容”，认定自在得挺，像是要飞起来似的。惠施笑他，说“鲦鱼出游从容”，讲的也是同一件事，如何一高兴，他说鱼自由，一不高兴，鱼就说是他摆布了？这理儿真有点绕。 庄子接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这两样东西，我都喜爱，可要是要选一个，那就选熊掌。至于鱼，它没熊掌重，也没熊掌好看，还能算个“美味”？惠施一听，笑翻了，说：“鱼不可得而钓。”意思是说，这东西根本没法抓，故此谈不上“莫之善也”的伦理偏好。庄子急了，拍桌子道：“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鱼不可得而钓，熊掌亦不可得而距。其为鱼也，犹我所欲也。”这话听着咱就迷糊了，惠施又补充一句：“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鱼不可得而钓，熊掌亦不可得而距。其为熊掌也，犹我所欲也。”两人纠缠半天，最终都认定自己理亏，哪位也没占上风。 实际上这话在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惠施那段话，乍一听像是个循环论证，可仔细琢磨，实际上是在玩一种叫“归谬”的把戏。他想证明“我不认定鱼是我喜爱的”，也就是“鱼不可得而钓（除了逻辑上的偏好外）”。可庄子偏偏就反着来，说“我喜爱鱼，我喜爱熊掌，故此甭管我如何选，都得选熊掌，但这不意味着我厌恶鱼”。惠施这种推法，就像你对着镜子照，你认定镜子里的人不像你，便说“我不认定这是人”。可庄子不就是说“我认定镜子里的人像我”，故此“我认定这是人”。道理都在这儿，哪位先破了你？ 这倒也确实像个废话，但庄子是如此想的：要是不要用逻辑去数这帮人的嘴，而是顺着他们的情绪，把“我喜爱”这个概念本身拉大一点，那“鱼”和“熊掌”就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上有了同等的属性。惠施这种反驳，说到底，就是试图用逻辑的漏洞来堵死庄子，把庄子那个宏大的、充满道家情怀的“万物齐一”给逼回去了，逼成了个死胡同。 庄子后来在《秋水》篇里，专门坑了惠施一把，说：“井蛙不能够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能够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能够语于道者，束于教也。”意思是，井里的青蛙没见识过大海，夏天的虫子没见过冬天的冰，那些被教育了教条的人，也没见识过真正的道理。惠施当时正愁如何反驳“道可道，贼道”，结局在这儿被一锅端了。 你看，庄子这一招，就是拿“有限”来触碰“无限”。他说井蛙没见过海，是出于眼界忒小，夏天虫子没见过冰，是出于工夫忒短。可惠施非要拿逻辑的“可”和“不可”去跟这种绝对的自然状态较劲，结局反而把自己给局限住了。庄子不是要否定逻辑，他是要告诉世人：有些东西，比如“道”，它就在那里，它不受工夫的束缚，也不受空间的限制。你非要拿着逻辑的尺子去量，量出来的结局，往往就是“非道”。 这事儿也得从数据上看看，实际上惠施的“鱼我所欲”和庄子的“鱼不可得而钓”，在哲学高度上，简直就是两个极端的顶点。一个试图用概念去涵盖万物，结局把万物都简化成了概念；另一个则主张万物齐一，回绝任何概念的分类和排序。惠施的那种“循环论证”，说白了就是陷入了自己设定的圈子里出不来，就像庄子说的“拘于虚也”。他想证明“我不认定鱼是我喜爱的”，就得先假设“鱼不在我的喜好范围内”，可一旦他承认“鱼不在我的喜好范围内”，那“我喜爱鱼”这个前提就瞬间崩塌了，出于“鱼我所欲也”本身就是个绝对真理。 惠施后来还能再反过来说：“不为物先，不为物后，不为物异。为物先，为物后，不为物异。为物异，不为物异。为物异者，犹我所欲也。”这话听着模棱两可，实际上也是在玩文字游戏。他试图把“异”定义为一种状态，然后说“我不认定鱼是‘异’的”，便“非鱼”也就成了他的主张。可庄子就是那个最终的裁判官，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为鱼也，犹我所欲也，为熊掌也，犹我所欲也。非鱼也，非熊掌也，犹我所欲也。”他回绝承认有任何东西是“非”他所喜的，哪怕是用逻辑证明不了。 惠施这种逻辑上的执着，在哲学史上就成了一种黄了的尝试。他用“异”去定义万物，结局发现万物都是“异”的，故此“异”就成了最大的“异”。而庄子最终那种“道通为一”的宏大叙事，才是真正的大臣。 话说回来，咱们今天这聊天，有些话确实有点绕，就是哲学有时候就是这样，它不追求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追求一种思维的张力。惠施在逻辑上赢了一半，却输了一半；庄子在气势上占优，却在逻辑细节上输了。
不过话说回来，庄子那种“大辩不言”的风格，确实比惠施那种纠结于逻辑对错，更能打动人心。
毕竟，真正的智慧，往往藏在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而不是那些死板的定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