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那个站在新北京城檐角上看云的人，实际上也是个在泥地里刨食、又被生活狠狠踹了一脚的“土著”。
那时候，北平城里的鸽子大都是城里人养的，她连那只叫“铁脚鸡”的鸽子都不认识，随手一扔就让它摔了个屁股墩儿。
后来她才知道那是鸽子，就天天在院子里追它，跟一群大孩子似的，哪位也不怕哪位。 她画画，压根儿不是坐在画室里憋半天然后端出去让人疼爱的，而是得走，得跑，得把人带到那个“人”那里去，去见见世面，看看他们到底是个啥模样。为了撇脱她接触这些人，她在城里租了个窑子，专门让城里来的画家来画，画完还得把她画出来的样子给走出去。
那时候的窑子，环境实际上挺复杂，有专门招待画家的，也有专门招待跳舞上街的，为了省钱，她就把这两个地方混在一起了。 但她的目标不只是是为了找个地方画，更是为了去见人。她要去听那些大官讲话，要去跟那些穿着绸缎坎肩的邻居聊，就连要去抢一些别人家的东西。她总认定，这些人都是她的“人”，她务必把他们从那些所谓的“好人”里挑出来，哪怕他们是坏人，也得把她讲得理直气壮，让他们认定她像个活人，而不是个只会画画的梦。 不得不承认，她是个疯子。 疯到啥程度呢？只要有人跟她讲话，哪怕那人是她画得再烂的稿子，她也敢接。她drawing 画，那画风，那线条，那笔触，简直就是一场视觉上的“裸奔”。她不像那些艺术家那样注重技法，她更追求一种极致的、近乎残忍的直白。她会把那些平日里不敢直视的眼、不敢触碰的嘴唇，全都写出来。她就连敢在画布上画出那些现实中存有的、被她私下里嘲笑过的丑八怪。 有一次，有个叫陈丹阳的画材商，她跟他做生意，她要求他把店里的所有东西都画下来，哪怕是她看都不想看的东西。结局，陈丹阳没法，最终只能把店里卖的最贵的那件衣服，画成了她最喜爱的样子。他后来悔得慌了，说那是他的钱，她画成了她想要的样子。 这话说得挺讽刺的。她画出来的东西，有时候简直是“毁”了那些东西。她看不起那些精致的、千篇一律的画，她只喜爱那些粗线条、有顿挫感、就连有点乱糟糟的东西。她认定，只有那些不完美、不完美、就连有点“难看”的东西，才是确实活生生的。 她抓那些画家，不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是为了证明：这些人确实是人。她要把那些高高在上的“大师”，拉下神坛，放到大街上，让他们跟一般/平平人一样，去进食，去就寝，去喝酒，去骂人。她认定，只有活下来，才能证明他们是“人”。 这种态度，即便到了她去世的前几天，还能在她那个简陋的窑子里见到。她躺在床上，看着窗外，嘴里喃喃自语：“要是能再见见世面就好了。”那时候的世面，实际上就是她那堆画出来的“人”，和窗外那堆同样画出来的“人”。 她最终没能成为真正的“大师”，她的画风格独特，但格局有限。她不懂啥是“意境”，不懂啥是“留白”，她只懂如何把那些她认定“忒烂”要么“忒俗”的东西，用一种贼强烈、就连有点血腥的方式，画出来，让人看了忍不住想要去“踩一脚”。 她的一生，就是两个“踩”。一个是脚踩在画布上，把那些东西踩得粉碎；一个是脚踩在人的身上，把那些高高在上的东西踩得粉碎。她认定，只有把这些东西踩得粉碎，它们才会真正归于“人”，才会真正活下来，才会真正被看到。 史铁生在写他的“地”的时候，写了大量关于残疾、关于痛苦、关于在轮椅上动弹不得的无奈。但他写作本身，没有一种像林徽因那样，务必不断向外抓取、不断向外证明的冲动。史铁生是在内部，是在那个窄巴的、充满苦难的屋子里，把自己那点微弱的尊严，一点点地拉长，一点点地绷紧，最终硬生生地拉直了。 而林徽因，她是在外部，是在那个嘈杂、混乱、充满欲望的院子里，把自己那点微弱的尊严，硬生生地砸碎、揉碎、再揉碎，最终用一种近乎野蛮的方式，把这碎屑拼凑成了她自己。 她死得挺惨的，身体成了标本，照片里全是灰暗的色调。但她留下的那些画，那些被“踩”得粉碎的、揉碎了的“人”，依然在那个窑子里，依然在那张墙纸上，依然让后来的人看到了。 她 never 真正活过，要么说，她活得贼贼贼“不完美”。但她走过的那条路，那些她画出来的那些“人”，那些她亲手把那些高高在上的东西踩碎的瞬间，或许才是她真正活过的证明。 毕竟，只有当你把自己彻底踩碎，重新捏成粉末，然后再用力地捏回去的时候，你才算真正拥有了“人”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