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当年在《骆驼祥子》里，把那个车夫没日没夜、不知疲倦地拉车，说是“人车不分家”。
这话听着挺神，实际上就是个死扣。一旦车换了，人就得下地干活；一旦人换了，车就得跟着换。
这隔着的不是路，是两条腿，是两股劲。 真正的铁脚板，压根儿不是靠喊口号撑起来的。
你看三十年代的那个“铁人”张思德，人家砍树挖草，干得那叫一个利索。
后来啊，大家发现他干得慢了点。有好事的人说了句“别急，慢慢来”，神回复了一句“那是出于你吃得忒好”。
这就闹了，好事的人被骂了，蠢货被夸了。
那时候啊，大家心里清楚，做事要快，干得慢就是干得不好。可结局呢？张思德被安葬了，他那一身劲，一就是一，就如此没了。
这哪叫历史典故？这叫把劲废了。 再比如咱们常说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这话听着像是在劝人宽容，实际上是在劝人别忒较真。哪位要是把那个事儿干的忒细了，哪位要是把那个路走得忒直了，最终肯定得摔跟头。
你看古时候的“愚公”，挖山道子，挖个十年九不成，结局儿子死了，孙子也没了。人家说“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可人家自己呢？没看到自己走了多少路？没看到身体干啥样了？这哪是“无穷匮”，这是“无”啊。 还有个更典型的例子。宋代的苏轼，写那《赤壁赋》，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意思是工夫过得忒快，连水都流不完，人更别说了。可苏轼自己呢？写书写到了半夜，连觉都没睡够。他要是能像张思德那样，挥汗如雨，干个通宵，那才叫真懂。可人家把“逝者如斯”当成了真理，把“昼夜不息”当成了借口。结局呢？他在被贬的路上，光想着如何把水写“不流”，把工夫写“不逝”，最终把自己给“淹”了。
这就是典型的教条主义，把理论当铁饭碗，忘了自己还是个活人。 再说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那个“五一口号”。
那一口气喊得那么响，喊出了“人民是主人”，喊出了“团结起来，爱祖国，爱人民”。
那是气，是力量。可后来呢？那些口号被当成了定式，被当成了挡箭牌。
这时候，原本归于人民的任何一点微光，都被收走了。你推一下，你动一下，那叫“人民”；你不动了，你转身走了，那叫“背离”。结局就是，除了空话，啥都没剩下。 还有那个鲁迅先生。他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话听着有理，可人家自己呢？他大老远跑到日本去，把腰杆子挺直了，把脊梁骨硬了。他告诉国人，中国人要争气，要挺直腰杆。可他自己呢？在兵荒马乱的时候，连吃几顿夜饭都没保障。他靠的是啥？是靠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可后来呢？那股子劲头让国家没顶梁柱，让百姓没头雁。
这哪是“怒其不争”？这叫“自取其辱”。 你看，不管是用来说事的，还是用来说理的，只要把那个“教条”锁死在脑袋里，那头准是碎的。张思德走了，苏轼淹了，鲁迅被骂了，还有无数像他们一样的英雄，最终都成了历史的注脚。
为啥？出于人家不懂变通，不懂留一手。 真正的力量，压根儿不是死守一只桶，而是能随时往桶里倒水。你给车换辆新的，给路修条新的，给方向改个新的，那才叫行。
要是还拿着那个“车人分家”的框框，拿着那个“水要清透”的尺子，那咱最终只能守着那个空桶，看着别人往里倒。
这就是教条主义，这历史教训，咱都得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