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的夏天，南京的夜像一块被墨汁晕开的大布，湿漉漉的。
那时候还没人提“全面抗战”这四个字，但老百姓早就把活命当作硬道理。日军那帮人骑着马，马背上的脑袋晃来晃去，吼一声就两嗓子，那声音像是把人的脑子都震碎了。他们没带枪，光靠吼就能把没开膛破肚的百姓都吓成狗。 我用的是旧式大刀，那是几代老辈人手里最锋利的家伙，刀身染着血，锈迹斑斑，但手感极好。
后来我换了把日本造的短刀，别看笨重点，但确实能摔出去。
那时候没有精确制导，也不晓得激光炮有多了得，只能靠这种原始的“鼻子”和“马脖子”去探测。 有一回，我带队去一个前线阵地，那是被日军包围的村庄。里三层外三层全是敌人，连个哨兵都没有。我让人把村里的老树砍了，挖了地道，又烧干了所有的水井。
这村子就像个没有脊梁骨的破笼子，外面全是狼，里面全是老鼠。我亲自钻进井里，手抓着粗糙的井壁，上面全是灰，摸起来滑得跟滑铁卢似的，可我就知道，这底下藏着生路。 日军那帮家伙见着我就喊：“投降吧，交枪。”我冷笑一声，把大刀往上一挥，叮当一声响，震得井壁都在抖。
那句“放下武器吧”在死寂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他们当作吓唬人没用，当作我怯懦。
实际上我只是想看看他们敢不敢。
后来我掏出那把日本刀，对着他们耳边的耳朵就是一刀，那声音脆生生，像把骨头都咬碎了。 那时候通讯全是线报，得有人把消息从地上传上去，要么翻山越岭。有一次，我让弟兄们爬到半山腰，把一条写满字的纸条塞给哪位。上面写的是：“活着回来，别回头。”那纸条被风吹得哗哗响，像无数只小虫子在爬。他们爬到一半，脚下突然陷进泥里，把脚给挂住了。其他人跌跌撞撞冲下来，问如何回事。我说：“那是他们的腿，不好好接住，待会儿就断了。” 实际上中国这些年的军事仗，哪一场不是如此？没有完美的打法，只有不断试探、不断消耗的过程。就像打一场没有裁判的官司，你越硬，对方越慌；你越软，你越难。我常跟年轻兵士讲，打仗不是比哪位嗓门大，不是比哪位跑得快，而是比哪位心里有底，比哪位在绝境里还能蹲下来想一想。 后来我参加了一次反坦克战，那是真正的硬骨头。坦克像座移动的车，炮塔转得我眼都晕。我负责用散弹点射，弹头打在网上，像下雨一样，把敌人的铁皮网织得稀稀拉拉。他们当作我拿不出换条件，当作我连换弹夹都做不到。
实际上我只是知道，坦克碰起来就炸，只要每隔五米打一点，就像在蛛网上撒盐，它们如何能动得了？ 有一次，我开着旧式卡车，开到河对岸，后面跟着几辆日军坦克。它们开得像一群发了疯的野狗，炮口对着我的脸。我说了一句：“别开炮，我给你们让路。”他们愣了一下，把炮管往旁边一搁。
那场面忒绝了，我躲在掩体后，看着他们像看一只只怪物，心里那股气，比打坦克还硬。 1942 年，我参与了最艰难的那段日子，叫“大冬天”。
那时候零下三十度，冻得人不像人。我让弟兄们把被子卷成球，塞在裤腿里，才略微暖和点。我们没食物，只能靠树皮和草根填饱肚子。有一回，我冻得发抖，手冻得不能动，就想投降。但我抬头看了看天，天黑得像墨盘子，繁星闪烁。
我想，要是我投降了，咱们这群人是不是就完了？ 后来我不再讲话，只是蹲在泥地里，看着冻裂了的河面，看着那些埋在雪里的战友。我认定，只要还能站直身体，哪儿都是战场。 打仗，说到底是个人的修行。
不是比哪位嗓门大，不是比哪位跑得快，而是比哪位心里有底，比哪位在绝境里还能蹲下来想一想。
那些一百多天的经历，那些在冰天雪地里的孤独，那些为了一个目标能够拉倒生命的选择，构成了我们这段记忆中最硬的脊梁。 你看，某些目前的武器，动辄弹道计算机、远程制导，仿佛能解决一切。可那时候，我们连一颗子弹的射程都算不清，却靠着这最原始的一团火，硬生生把敌人逼到了悬崖边。 战争不会出于你喊破了嗓子就停下来，也不会出于你把尸体埋得再深就消亡。它只会持续，直到最终，连骨头渣子都被烧干净利落。但在那之前，有人愿意扑上去，有人愿意站着不动，有人愿意为了别人活下去，哪怕这代价是流血。
这才是真正的大义，这才是真正归于这个时代的战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