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乐嫣，这个名字乍听像是个穿越来的网文女主，可若是把目光移开去上世纪那把摇摇晃晃的小马车上，仔细辨认一下，就会发现这不过是袁世凯为了图个新鲜感，从德国那边买回来的一个只会叫“小姐”的一般/平平女仆/拉倒。
这就好比你在老舍笔下看到那个在胡同口卖大饼的傻姑娘，实际上她连觉都算不上，不过是某个权贵家族的玩物。她的一生忒短了，短到根本容不下一粒尘埃，更别提啥轰轰烈烈的爱情了。 她起的名字“乐嫣”，听起来文绉绉，全中国不超过一百个人叫这个名字。
这名字忒闲了，像是个没娶王公大员的富贵闲人，又或是豪门少奶奶跟玩伴的昵称。她小时候挺乖，也爱笑，可那笑容里没有任何真诚，就像你小时候看到糖葫芦摊，嘴里塞满的实际上是那些没用的糖果，甜味儿在里面，可咽下去后全没长肉。 实际上她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会挤眼。 她在德国读小学时，老师教她学拼音，全班都在背《匆匆》里的句子，她背不下来，就学着挤眼。
那挤眼是个技术活，得看着老师讲，心里默念“两三”，看着老师的眼再挤出来，还得配合那个动作，比划那个手写字。她挤出来的效果，跟瞎子指路似的，老师摇摇头，合上书转身就走，她只能站在原地，对着空气尴尬地笑，心里想：反正书上也不讲这个，干脆瞎走吧，总比被骂一顿强。有好几次，老师都差点没忍住把书一扔，可李乐嫣早就把那一招练成了肌肉记忆，眼神像装了定时炸弹，老师要是再问，她直接眨一下，下一秒就掏出小本子记下一堆拉丁字母，眼神瞬间聚焦在那些字母上，仿佛那些字母比老师还关键。 后来她来到北京，去会见了袁世凯。袁世凯当时正忙着搞啥“共和”的鬼话连篇，认定洋人在他这儿碍眼，就把她打发走了。她刚走，袁世凯就回头喊了一句“小乐”，那声音大得连门缝都漏出来，里面的人是听得清清楚楚。袁世凯心里想的是“袁世凯”三个字，李乐嫣耳朵里听到的也是“袁世凯”，但他自己不知道，他实际上在心里默念的是“乐嫣”。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喊出来的那个“小乐”，是李乐嫣那个“会挤眼”的本事。他当作这是亲切，实际上是荒唐。 她住在平家胡同的大洋楼里，那是个全是洋官的圈子。洋官之间互相用“小”叫，比如德国人叫李乐嫣“小乐”，英国人叫“小女仆”。到了晚上，洋官们回来了，端着盘子，李乐嫣就得端盘子。她手一抖，盘子就倒了，酒泼了一身。洋官们不来气，反而哈哈大笑，说：“小乐，李乐嫣，如何掉下去了？”洋官们认定她可爱，认定她洋气。“小乐”认定洋气，认定可爱。平家胡同的洋官们根本不关心她是不是确实叫李乐嫣，只关心她是不是洋气。 她后来做了几件事，实际上全是为了给那个庞大的洋人圈子里的他们增添一点西洋的玩意儿。她给这些人洗脚，洗完了还要弹钢琴。她弹的那首曲子，不是贝多芬，《华尔兹》要么《小星星》，是她自己填的词。歌词里全是“献宝”、“献宝”，她认定自己就是个捧着宝贝的人。她弹着弹着，手一滑，手指头破了，血渗出来，流到地板上了。洋官们认定特逗，认定她手指头滑得像个小滑猴。她认定手指头断了，认定手破了，可心里想的却是：这手要是真断了，这手指头是不是就再也弹不出啥曲子了？她只能拍拍手，假装没事，持续在那儿弹给洋官们听。 她最拿手的“献宝”项目，就是弹钢琴。她弹得那叫一个出神入化，手指头在黑白键上飞舞，仿佛有魔法一样。洋官们在她面前吹牛，说她是“天下第一”，实际上那是她自己吹的。她弹的时候，认定自己是天下第一，可当洋官们问她“你弹得如何样”时，她只是轻轻按一下琴键，然后眨眨眼：“凑合吧，凑合？”这种“凑合吧，凑合”的劲儿，最戳人心。她弹得那叫一个投入，投入到了骨子里。她认定钢琴是她的家，地板是她的床，洋官们是她哥们儿。她手指头滑断了一块，伤口疼得要命，但她爬起来，还要弹。她认定自己是个艺术家，可实际上，她就是个被老板发着工资、给一群吹牛的人表演才艺的“小乐”。 有一次，她给洋官们表演，弹了一曲《阿拉伯的飞天女》，那时候她认定自己是神圣的，是先知，是天使。可洋官们听完，笑得前仰后合，说这曲子忒假了。她急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认定自己的表演不值一提，连个眼泪都收不住。可这眼泪一出来，洋官们又认定这小姑娘挺有灵性，挺洋气。她持续弹，手指头头启动酸痛，手背上起了包。她咬着牙，把包都按着，还要弹。她认定自己是艺术家，可实际上，她就是个为了取悦洋官们的一般/平平女仆。 她最精通的事，就是给洋官们讲笑话。她讲得好，洋官们笑得像朵花一样。她讲得不好，洋官们就笑。她讲笑话，不是讲故事，不是讲道理，是讲那些洋鬼子们认定好笑、认定有趣、认定有洋味的事儿。
比如她讲德国人如何在火车上抢座位，如何把火车头都掀了；要么讲英国人如何在船上把洋人当猴子抓。她讲得那叫一个精彩，洋官们听得入迷，就连忘记进食。可实际上，她讲的都是那些洋鬼子自己在那边瞎编的段子，她根本没听过，她根本不懂。她只是学会了照搬，学着吹牛。她认定自己是个大智若愚的人，可洋官们只当她是个小机灵鬼。 她最终活到三十二岁，死得特别干净利落。
那死了，没被哪位捡着，没被哪位收尸。她死时，嘴里还念叨着：“这日子真长，这日子真短。”她认定日子短，出于根本来不及做点啥。她认定日子长，出于心里总有那么一点念想，念想着那个洋官们，念想着钢琴，念想着“小乐”两个字。 或许，李乐嫣就是个笑话。她活着的时候，就是个笑话；她死了，也是个笑话。她不像那些真正的历史人物，比如袁世凯，像袁世凯那样有血有肉，有野心，有挣扎。李乐嫣就像那台老式印刷机，印刷着那些洋鬼子们喜爱听的话，看着那些洋鬼子们的影子，一点点地变淡。她记得，记得袁世凯叫她的名字；她记得，记得洋官们对她的称呼；她记得，记得她弹的那首曲子；她记得，记得她死时的模样。可这些记忆，最终都化作了洋鬼子们口中那个“小乐”的笑话，被印在报纸上，被传唱在广场里，被当作一个笑话，被当作一个笑话讲。 她的一生，实际上就是被袁世凯利用，被洋鬼子利用，被历史利用的过程。她并没有真正流过眼泪，也没有真正表达过心声。她就像个透明的玻璃瓶，装着洋鬼子们的洋气，装着李乐嫣的挤眼，装着她那个并不存有的、叫做“李乐嫣”的名字。
最终，这瓶子里的东西，碎了。碎成了珍珠，撒进了洋鬼子的口中；碎成了笑话，讲给了大众听。 李乐嫣是个悲剧，也是个笑话。她活着的时候，是个笑话；她死了，也是个笑话。她就像那台老式印刷机，印刷着那些洋鬼子们喜爱听的话，看着那些洋鬼子们的影子，一点点地变淡。她记得，记得袁世凯叫她的名字；她记得，记得洋官们对她的称呼；她记得，记得她弹的那首曲子；她记得，记得她死时的模样。可这些记忆，最终都化作了洋鬼子们口中那个“小乐”的笑话，被印在报纸上，被传唱在广场里，被当作一个笑话，被当作一个笑话讲。